你的位置:首页 >> 法律论文 >> 正文
法律实在性讨论——兼为概念法学辩护
编辑:  作者:龙卫球  来源: 
本站部分文章来源于网上,转载的目的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法律知识来普及法律,服务大众,但有的文章难以判断是否有版权问题,如果您发现本站的文章侵犯了您的版权,请联系我们,我们会立即删除;转载本站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和作者。
立场提出具体的方法。

  35,参见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哲学解释学》,夏镇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编者序言第1—49页。加达默尔认为,此在不能从自身的事实性中摆脱出来,而且,此在自身是彻底有限的并且是暂时的“在世存在”,理解所具有的存在性和综合性是显而易见的,根本不可能有无前提、无历史的解释,真正的理解不是注视着他者,而应把注意力放在主题之上,即通过想象走向理解,只有当解释者被主题推动着、在主题所指示的方向上作进一步的询问时,出现真正的对话,我们才能达到理解的可能条件。由此,他认为解释不再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而是一个本体论问题,科学理解意义上的解释方法应作为虚假命题消失,真正的理解或解释是存在意义上的,它被认为是一种事件,是历史自主的运动。关于加达默尔的理论,另请参见加达默尔:《真理和方法》,洪汉鼎、夏鎮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36,J.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I: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Heinemann, London, UK, 1984. (Translated by T. McCarthy.)。 对普遍性的坚持与拒斥,是哈贝马斯与法国思想家发生冲突的焦点,他认为由启蒙运动开创的普遍性应得到保存。德里达认为任何存在都可能是不在场的,进而彻底否定普遍性和确定性,主张非理性主义;利奥达认为在审美时间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可以被称为“在场”的东西——初始综合活动是悬置的,一开始,思想与材料是处于非间接的关系中,甚至没有最基本的综合活动, 差异是建立在时间概念上的,因此他认为不存在单一的理性,但存在多元的理性,由此也否定普遍性;布尔迪厄只承认在某些场,在某一时刻存在对普遍性感兴趣的行动者,然后他们为了满足独特的兴趣而尽力创造了所谓普遍性,因此,他认为理性是历史性的产物,没有真正的普遍性规范;福柯不挑战普遍性本身,他挑战的是普遍性的必要性,他认为普遍性是一个变量,具有由主观性和理性的历史性决定的历史性,因此,他认为人文主义对非历史性的普遍性的要求是不必要的,在将来有比人文主义所想象的更多的可能的自由,他引入了权力概念,认为权力事实既生产知识又生产实践,权力没有什么普遍性的先决条件,因此没有对权力合法与否的批判理论,也不存在一种不受权力影响(power——free)的批判话语。中文资料可参见《当代思想家访谈录》丛书(包亚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

  37,德沃金:《法律帝国》,第193页。

  38,德沃金:《法律帝国》,第172页。

  39,德沃金:《法律帝国》,第364页。

  40,德沃金关于整体性原则的论述,详请参见《法律帝国》第6章。德沃金也反对因袭主义和实用主义,因为前者对法律阐释的见解是,法官发现和执行特殊法律惯例,后者对法律阐释的见解是,法官不受在原则上必须彼此一致的习惯要求约束。详见《法律帝国》,第4、5章,第364页。

  41,参见马丁·戈尔丁:《科学与法律中的发现与发明问题》,第5页。

  42,“发现—证明”的术语可追溯到莱辛巴赫的《经验与预言》(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8)一书。希拉里?普特南认为,自1949至1951年期间,在加州大学,莱辛巴赫是唯一一位既代表逻辑实证主义(尽管他本人拒绝这一称号),又讨论过逻辑实证主义的教授。参见希拉里?普特南:《从内部看哲学的半个世纪》,卢德平译,载http://www.guxiang.com/xueshu/others/zhexue/200109/200109190070.htm.

  43,参见马丁·戈尔丁:《科学与法律中的发现与发明问题》,第5页。

  44,参见马丁·戈尔丁:《科学与法律中的发现与发明问题》,第5页。

  45,参见马丁·戈尔丁:《科学与法律中的发现与发明问题》,第8页。

  46,参见马丁·戈尔丁:《科学与法律中的发现与发明问题》,第9页。

  47,参见马丁·戈尔丁:《科学与法律中的发现与发明问题》,第9页。

  48,Norwood Russell Hanson, ‘Is there a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in Brody, B.A. (ed.),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0), pp. 620-63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eigl, H. and Maxwell, G. (eds.), Current Issu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61, pp. 20—34.又见费耶阿本德对汉森的评论,同注第35—39页,以及汉森的答辩,同注第40—42页。汉森的理论,还可参见NR Hanson, Patterns of Discove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58(此书有中文翻译,《发现的模式》,邢新力,周沛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版);章士嵘:《科学发现的逻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9,H.A. Simon, Does scientific discovery have a logic? Philosophy of Science,40(1973), 471-480(赫伯特?西蒙:《科学发现具有逻辑吗?》,载《科学哲学》40(1973):471—80)。

  50,参见希拉里?普特南:《从内部看哲学的半个世纪》。普特南在该文说,直至30年代某一时期,美国的哲学既没有形式,也没有空间。其后,逻辑实证主义者登上历史舞台,大多数美国哲学家都成了实证主义者。这一发展有这样的优点,也即为哲学学科引入了“高度严格的标准”。哲学变得“明确”,而且人人都要学点现代逻辑。普特南同时也认为,逻辑实证主义带来了其他一些后果。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所有形而上学的问题都是无意义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所谓)中心论点都是假的——按照通常的观点,逻辑实证主义者坚持认为,所有有意义的陈述,(1)要么是关于感知材料的可确证陈述;(2)要么属于“分析性”陈述,诸如逻辑和数学上的陈述。他们相信,综合性论断(也即,他们视为和有关感知材料的论断相等同的经验性论断),与分析性陈述之间泾渭分明。由此,普特南批评说,逻辑实证主义者不懂得有些概念是充满理论特色的,也不明白存在着像科学革命之类的东西,而是认为科学哲学可以用完全非历史的方式加以处理。40年代末,W.奎因指出,一些本体论问题,诸如数是否确实存在,是有意义的,这和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主张相反,有助于实在主义形而上学在美国的复活,尽管奎因本人(不无遗憾)保留有一些实证主义偏见,此后不久他就认为分析和综合的区别是站不住脚的。后来,奎因又指出,认识论有可能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普特南自认为,通过对“观察项”和“理论项”的实证主义二分法站不住脚的证明,为摧毁逻辑实证主义助了一臂之力,为充满活力的形而上学实在主义铺平了道路,但对此他(很遗憾地)早在70年代中期就已放弃了。

  51,参见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1月第一次版。波普尔的著作还可参见: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Basic Books,New York,1959;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Beacon Press, Boston, 1957; The History of Our Time: an Optimist‘s View,148 World Affairs(1985);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Routledge, London,1962 ;等等。

  52,Kuhn, Thomas 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0, 2d. pp. 148,151.(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1970年第2版,第148、151页及以下);库恩:《客观性、价值判断与理论选择》,载《必要的张力》,芝加哥大学1977年,第322、324页。同时参见马丁?戈尔丁:《科学与法律中的发现与证明问题》,第10页及注15—18.

  库恩在波普尔的基础上,提出还有一个“常规科学”问题,他认为科学一旦形成一定的理论系统,就不再以单个假说面对自然界的审查,而是以整个系统结构来对付经验世界

此文章共有11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当前为第 9



>>> 588元建律师网站,拥有网站,轻松接案

http://www.hn148.com/  2005-3-27 11:28:30  
相关文章
每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