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这也使我国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市场经济国家的不一样，我国的经济法理论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干预理论肯定会有不同的地方。比如，政府干预市场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市场失效、市场幼稚、市场不完善、市场具有弱点，这几个方面都是政府实现其社会职能的地方。市场经济国家主要原因是市场失效和市场固有的弱点，而我国的实际情况主要是市场幼稚和不完善，市场幼稚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帮助，而市场的不完善则需要政府职能的转换，即从竞争市场中逐步退出。由于市场处于成长之中，政府作为原有体制中计划者和管理者无处不在，面临着职能的转换，政府的重心不在于干预，而在于职能的转换。这是我们的经济法理论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地方。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幼稚与不完善这二个方面是矛盾的，这也决定了我国的政府与市场平衡的复杂性。

三、加入WTO对我国经济法的影响

　　我国经济法理论上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改革，改革的跨度大、难度也大。我们的改革是在几个阶段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达到今天这一高度的，而作为与经济改革直接相关的经济法当然也与这一过程密切相关，同时，这也损害了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所应具有的稳定性。在国外，对经济法的不同认识也有这一方面的原因，但都不及我国的经济转轨给经济法带来的变动性大。这不但是在规则内容上的改变，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着它的性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以及加入WTO进程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
　　WTO的加入在法律上给我们国家的经济法注入了大量的内容，WTO是国际法律，是对国家的一种义务约束。国际法是一种“软法”，所谓的“软法”，一方面它是一个缺乏体系性的东西，即使是WTO法律文件，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庞杂的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也不是包罗万象的，它在许多方面是有欠缺的，也就是说，这个国际经济法律体系是不完整的。一个不完整的体系，在解释上，肯定会产生歧义。因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也可能由于法律用语、理智的局限性、以及经济现实的变化而产生许多不确定性的东西，何况一个体系不完整的东西。WTO是个发展的体系，乌拉圭回合之后的国际经济谈判的工作也正在酝酿之中。“软法”表现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它相对于国内法是一个不完整的法律体系，即国家既是立法者，又是司法者，同时也可能是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可能是原告，也可能是被告，我们在关于法律正义的知识里就知道，司法者应该是中立的，而不能充当被告或是原告。另外，它的救济方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自力性质的，国家实力的因素起很大的作用。原先GATT是个没有司法体系的临时国际经济安排，而现在的WTO设立了争端的解决机构，但是，争端解决的强行性在国际法中一直是个难题，是导致国际法被称为“软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随着WTO争端的增多，争端所触及利益的重要程度增强，国际法的这一特性会暴露出来。在国际法律体系中，实力的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这也是为什么越是触及到大国，争议的解决就越困难，这是国际法的法律性不及国内法的地方。

　　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性不如国内法，因为国内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有一个权威的存在，但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一是经济的国际化，这要归功于GATT长期以来所做的消除贸易壁垒的工作。二是经济的市场化，许多国家进行市场化的改革都印证了这一趋势。)的不断深化，这二个共同点使遵守国际经济法所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违反国际经济法所带来的收益。法律的遵守有了一个共同的利益基础，虽然这个基础可能会由于国际经济的变化而消失，但在可以预料的将来，这种变化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中美WTO谈判之后，双方代表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即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我们国家对条约的承诺，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增加了一个很大的经济法内容。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国际条约的效力层次是很高的，它是和宪法处于同一效力层次上，略低于宪法，因为在理论上，宪法在一国法律的最高法律层次上，是国家的基本大法，国家是不可能违背宪法来签定某一条约的。因此，在理论上推定一国宪法与其签定的国际条约是不冲突的。条约的效力应该讲是高于一般法律的。

　　WTO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济法律的基本框架，这个法律体系尽管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它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对发展中国家国情的考虑是存在问题的，这也是我们今后在WTO体系中应该注意的地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WTO所构建的法律框架是和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相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要加入这一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去的原因。在这个法律体系下，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加强我国经济主体的竞争力量，使它在这个法律体系中有更多的事实上的权利，而不是处于被动的境地。也就是说我们要适应这种法律环境，以及能获取这种法律环境所带来的利益，以这种环境来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加强我国的竞争实力。

　　WTO所架构的是一种市场走向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意味着市场应是完整的，政府对市场不过多干预，这是加入WTO的一个制度性的前提条件。其次是政府保证不实行歧视待遇。这也就是构成WTO基本原则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原则。第三是国民待遇，保证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我们以前对外商提供的是一种优于本国经济主体的优惠条件，因为我们以前有所有制的区分，而且为了吸引外资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一种体制转轨当中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对市场的扭曲，是为了克服旧体制的弊病而采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方法。对国民待遇的理解，一方面是对外国人提供不低于本国人的待遇标准，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本国人提供一种平等的待遇和不低于外国人的标准。

　　WTO的文件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最完整的对政府权力重新定位的法律文件，也是我国经济法律的最为基本的文件，是我国经济法的基本法，也为推动我国政府职能转换提供了一个法律的框架。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一次机会来推进我们的市场化改革。

四、我国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我国的政府改革是一种对传统的“全能政府”的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是社会“大工厂”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政府既造计划，又管理经济；既是社会的参与者，又是社会的执法者；既是社会的生产者，又是社会消费的安排者。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府的全能性要向社会性转化。什么是社会性呢?就是说，政府的管理模式与市场的竞争模式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政府的管理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模式，是一种依据行政法和上级机关的授权而进行自己职能的运用，对行政机关作用的评判是上级机关，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而市场的竞争模式正好相反，市场主体的存在价值是它在市场上能赢利，也就是说对市场主体存在价值的评判是市场，而不是其它，市场主体的动力来自市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国有企业要从行政管理模式中解放出来，否则就没有出路的原因，因为原有体制刚好与市场机制相反。政府即使参于经济也是在竞争市场之外，或是以市场主体的身份来参与到竞争市场之中，或是在市场不完善的地方，或是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市场是第一位的，政府的作用是为市场服务。这是市场经济的共性，也就是政府的社会性。

　　但是政府的全能性向社会性转换是如何来实现的呢?我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政府推动下来实现体制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一是市场发育的不完善、市场制度未建立，这种制度不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的规定，而是整个社会的实体运作的制度。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不仅仅需要市场法律，而且还需要大量的自律规范，其重要性不低于前者。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下，经济中存在大量的国营企业，作为经济的主体和经济的主导力量，它和政府是一体的，但是在体制转换中，这部分企业如何转换市场角色与行政管理的模式一直是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市场中，国有企业仍是和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企业的融资、运作、包括破产都不是按市场规则来动作的。政府在市场中的行政管理模式仍非常明显，这是我国市场发育不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大量的市场规则在此不能适用。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欠缺一个与民法规则的运作相对应的所谓“市民社会”。二是市场发展的长期性。市场的发展是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体制上转换了，经济中就可以实现转换。最明显的例子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虽然制度变革了，但是市场的运用还是很成问题的。大量的资本不是按实际价值向市场转换，而是按权力进行的分配。对这样的分配，市场要进行长期的消化之后才能进行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我们应该看到，从计划到市场，单单从经济上看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与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的政府干预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从全能转换到其社会性职能上来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如何协调的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肯定不可能是“一刀切”的关系，而是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都会不相同的一个“弯弯曲曲”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用法律的规则来进行确定，肯定是会由于惯性的作用而互相影响，从而保持政府的“全能性”。这在我们的经济中已经显示出来了。中央的改革到地方常会出现扭曲，地方保护主义的趋势愈来愈强烈。这其实都是中央政府的改革下来之后，地方政府的职能不能局部消退所造成的。社会是个系统，是相互影响的，权力也是如此。部分权力的缩小会由于其他权力没有变动而保持其实际的影响力，而且它的效力在法律未规定时是待定的，在法律上是不能称其为违法的。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市场经济模式制定的法律常是得不到执行的。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成了我们经济法所要研究的一个中

此文章共有3页 1 2 3 当前为第 2 页